从那以后，大闪似乎养成了一个习惯，遇到挫折后就回到家里蹲上一段时间。不沟通，不倾诉，整个人像一截木头一样躺在床上，思绪漫无目的地飘荡。
童年
大闪第一次“家里蹲”，是十一岁的时候。
大闪的脑袋很圆，却从小头发稀少。一层细软的黄发伏贴在头顶，露出几块白色的头皮。人们送了他一个不太善意的绰号：光头。
这个绰号起先在同学之间传播，后来连班主任也知道了。每当大闪犯了错，班主任就会怒目圆瞪，大喝道：“光头，你给我站起来！”同学们捂着嘴发出窃窃笑声。
大闪慢慢起身，弓着背，缩着肩，头垂得很低很低，双手在宽大的校服袖子里发抖。从背后望去，仿佛一团暗沉的浓云，随时会挤出雨来。
他试过用帽子遮掩头部的缺陷，但学校规定在校期间必须保持免冠。有一次自习课时，他的帽子被代班老师一把扯下，又激起班里的一阵哄笑。
十岁以后，大闪的身体开始进入到快速发育的阶段。他的身高像竹子一样节节生长，后背厚实得像一堵墙。许多同学开始抱怨他挡住了看黑板的视线。于是老师将他的座位挪到了教室最后一排。
大闪背靠着墙壁，凉爽的触感沿着脊柱缓缓爬升。他突然感到很安全，很自由。他知道，身后再也不会有讥嘲的视线在他的头顶游走，也不有揉成一团的草稿纸突然被丢到他的头上。
大概也是在那时，大闪开发出了一个新的兴趣——画画。他天赋极好，画什么像什么。起先只是在课本上发挥，给插图里的小人画上防弹衣和冲锋枪。后来开始醉心于人像。
TVB版《天龙八部》红得发紫时，他回忆着剧中人的样子，用自动铅笔一下一下地勾画。先起稿，再画五官，最后精修头发。一幅画大概需要三节课的时间完成，眉梢眼角，一颦一笑，无一处不相似。
这套人像在整个年级得到了大规模传阅，大闪的地位也骤然提升。他开始“接单”了。有人用一包零食换一幅乔丹的肖像，有人用一个铅笔盒求一张暗恋对象的素描。家境好点的孩子直接付现金，定制一幅妈妈的人像当作讨父母欢心的礼物。
大闪有求必应，无论报酬多少。他似乎并不在乎什么酬劳，画画于他而言本身就是赏赐。每一张画纸都像一张飞毯，带领他抵达一个新的世界。在那里，他忘记烦恼，忘记自己，只剩下与纸上人物融为一体的纯粹灵魂。并且，“光头”这个绰号开始渐渐被人淡忘了，同学们提起大闪，使用的称呼都是“那个画家”。
大闪以为他会一直这样下去，度过仅剩一年的小学时光，却没想到这平静的白日梦再度被撕碎。那是一节自习课，老师布置了作业让大家自行完成。大闪把头埋在一摞书的后面，画纸藏在作业本下，又开始了创作。
画得忘我时，画纸突然连同作业本飞了起来。他抬起头，班主任肥大的肚子对上了他的视线。画了一半的作品被撕成两截，丢在了两排课桌之间。一双大手钳住他的肩膀，像抓一只鸡一样将他提了起来。
教室里的灯白花花的，大闪的耳朵嗡嗡作响。他听不见班主任的辱骂声，只能看到对方的嘴唇一张一合，唾沫星子飞溅出来，其中一滴落在他光亮的脑门上。他感到恶心，想伸手去擦，却不敢动，只能任由那滴唾沫留在头上，像一条蠕动的爬虫……
那天放学回家后，大闪再也没有回到学校。他蜷缩进自己的卧室，像蜗牛缩回壳中，只有喝水和上厕所才会短暂地走出房间。大闪的父母和老师同学了解了下情况，便不再逼着他出门，只是隔着门问他冷不冷，饿不饿。
大闪默不作声。母亲便把饭菜做好放在门口，等着他自己出门来拿。他们似乎怀有一种朴素的相信，儿子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，他早晚可以走出来。
家里蹲了十来天后，大闪的班主任登门拜访，问大闪什么时候能重回学校，学生不明不白旷课，他不知道怎么和校长交代。母亲用一只胳膊把班主任拦在门口，指着他的鼻子骂了一通，说：“我的儿子我自己教”。班主任悻悻离开了。母亲关上门，一转身，看见大闪卧室的门敞开着，大闪站在门框里，脸上挂着泪。
北京
从那以后，大闪似乎养成了一个习惯，遇到挫折后就回到家里蹲上一段时间。不沟通，不倾诉，整个人像一截木头一样躺在床上，思绪漫无目的地飘荡。
在这段任由自己无限下沉的时光里，他静静等待着受伤的细胞复原，搭错的神经归位，然后某一天，好像听到什么召唤似的，“腾”地起身，出门，一切又如往常。
被暗恋的女孩拒绝后，大闪在家中蹲了一个礼拜；发现父亲出轨后，他蹲了两个星期；高考失利，与心仪的美术学院失之交臂后，他蹲了整整一个暑假，直到开学前夕，才走出家门，去理了发，购置了大学要用的物品，买了一张去北京报到的单程车票。
大闪的母亲似乎已经习惯了儿子处理情绪的方法。她觉得，既然儿子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走出来，那就随他去，不要进行干涉。强扭的瓜不甜，要是她强行把大闪拽出屋，搞不好还会适得其反。
她一直为自己是一个开明而包容的母亲感到骄傲，直到很多年后，大闪离世，她跪在遗体前哭得直不起身，她不断反问自己，是不是自己的包容害了他。
大学的生活自由而散漫，尤其在大城市，怪人很多，这让大闪变得不那么惹眼。他的性格渐渐开朗起来，开始愿意参加一些集体活动，也交了一些朋友。
我先生就是大闪在大学的好友之一，他睡上铺，大闪睡下铺。两人经常逃课出去闲逛，身上没什么钱，就一人一支烟，蹲在路边看车来车往。
那是年夏，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，随处能看见福娃和五环旗，大街小巷播放着《北京欢迎你》。首都像一个敞开怀抱的巨人，将全世界的白日梦纳入怀中。
大闪问我先生：“毕业后你要留在北京吗？”我先生说：“想留下来。你呢？”大闪点点头，说：“那就一起留下来吧。”
一年后，他们毕业了，留在北京找工作。大部分同学去做了平面设计师和插画师，几年后又陆陆续续转到其他行业。只有大闪还在坚持画画。
白天他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设计，晚上就回到出租屋里画油画。房子租在六环附近，半地下室，仅有的一扇窗子半截在地下，半截露出地面通风。大闪坐在窗子底下画画，各种各样的鞋子就从他的头顶经过。
他说那两年他见过了成千上万双鞋子，新的，旧的，大的，小的。有舒适的凉拖，露出自信的脚趾。也有恨天高，把主人的脚磨出了血泡。他说那成千上万双鞋子，就是他心里的北京。
那些年大闪的工作并不顺利。学校知名度不高，行业内竞争激烈，再加上他总是不擅长处理和同事领导的关系，导致他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。后来干脆放弃了任何在职场上的努力，跑去景区卖画，也提供给游人画像的服务。十分钟就能出一张速写，收费二十元。
生意好时，一天能画十几幅。惨淡时，一坐就是一天。树叶缝隙里投下来点点光斑，在淡黄色的画纸上跳跃着。大闪望着那光斑出了神。没有人知道他当时想到了什么。后来亲友们整理遗物时，在他的速写本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：
我的人生目标是：流浪远方，画画，写诗，酗酒，然后客死他乡。
有一段时间，北京整顿街容市貌，摆摊不被允许，卖画也在其中之列。大闪常常跟着其他摊贩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听到放风的人喊“城管来了”，就连忙收起画笔，一手扛着画架，一手提着写生包，脚步凌乱地跑到另外一条街上。
最后一次出摊，他跑得慢了一些，落在了队尾，被城管骑着电动车堵住了去路。他被没收了画架，并要求站在画架旁拍照，作为城管出勤的证明。
大闪垂首立着，帽檐压得很低很低，耳边是相机的咔嚓声和城管略带嘲讽的训斥，“这帮外地人，去找份工作不好吗？”那一刻，一种熟悉的屈辱感涌上心头。
大闪说，那件事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在班上受辱的场景，也彻底摧毁了他对北京的最后一点留恋。
几个月后，大闪约我们一起吃饭。他瘦了一圈，皮肤苍白，能看见青色的血管。我先生问他这段日子都在干嘛，他笑笑，说：“没干嘛，在家里待了一阵。”
然后郑重通知我们，他要离开北京回老家了，村子里的老房要拆迁，赔偿款不多，但可以在镇上开个画室，教小孩学画画。
我们都说这是好事呀，都成拆迁户了，还在北京漂着干嘛。他拍了拍我先生的肩膀，说：“你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，距离再远，我也会赶过来。”
回家
之后两年，我们都再也没有见过大闪。曾经在北京的这些朋友，大多也散落在世界各地。所有人都变得很忙，被工作、房贷和孩子占据着生活。偶尔有人会冒出来问一嘴大家的近况，群里七嘴八舌聊上一会，便又恢复了沉寂。
年，我随先生回到他的老家结婚。我们都是怕麻烦的人，结婚仪式精简得甚至无法称之为“婚礼”。结婚前两天，先生在同学群里通知了大家，但因时间仓促，婚礼现场过分草率，加之地理位置偏远，我们并不想麻烦别人，也并不期待有人会特意赶来。
但是大闪来了。他当时正在湖南探亲，收到消息后，立刻赶往结婚现场。先乘飞机，再换火车，然后是大巴，最后拦一辆黑摩的才抵达我们所在的村庄。他的衣服皱巴巴的，眼睛里都是红血丝，却笑得十分开怀。他说早就答应过你，你的婚礼我一定会来。
那天我们聊了很多，大部分时间，都是大闪在描述他对未来的憧憬。他说下个月老家就要拆了，拿到钱后，就可以把画室开起来。位置已经选好了，是小时候常吃的一家面馆，老板年纪大了，干不动了，就把店面转让出来。他比过去显老了不少，头发也更稀疏，却比我们记忆中的任何时刻都更加快乐。
拆迁款打到村民户头上时，大闪还在睡觉。朦胧中听到外面吵成了一团，村里乱成一锅粥。他预感不好，急忙去查看账户，原本约定的款项，只收到了三分之一。和邻居们聊了聊，大多数人也表示没有收到应得的钱。村长安抚大家，说钱是分批打下来的，剩下的钱还需要等待些时日。
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，款项并没有像村长承诺的那样，落实到每个人的账户上。再去询问，补偿方式竟变成了“以租代征”。大家不由自主想到了最坏的方向：拆迁款在发放环节中被私吞了。
村民群情激愤，日日围在村长家外面发牢骚。大闪说，我们有合同，可以组织起来去打官司，去上访。但说到打官司，原本愤怒的村民此刻却犯了难。有人说请律师太贵了。有人说，告谁？村长吗？都是一个村的不太好吧。讨论了半天，愿意和大闪一起去讨个说法的，就只剩下了同村另外两个年轻人。
他们委托了一位律师，一纸诉状将村委会告到了县级法院。一审败诉。二审又败诉。听说即使再上诉，赢得官司的几率也很渺茫。他们不得不寻求另外的方法——直接向上级举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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