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它继承了历朝历代的诸多优点，同时它也学会了之前所有的陋习，并将陋习玩出了新花样，比如官员之间的行贿的腐败手段，在清朝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送礼的时间有讲究
送礼的时间有讲究，不能无缘无故的跑到长官家，这样等于明着行贿，如果不是特别熟悉，人家肯定不收。一般来说，送礼会选在“三节两寿”期间，所谓“三节”指春节、端午和中秋，“两寿”指官员和官员夫人的生日。在前天的文章中，我们说了清朝的京官比地方官俸禄少。地方官有辖地，而且有巨量的养廉银，比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俸只有两，可养廉银则高达一万两，再加上地方官灰色收入巨大，总体收入不少。不过，地方官虽富，但他们的升迁和任命都掌握在京官手里，而京官则缺钱。于是，清朝的官场就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地下规则：地方官向京官输送金钱，京官凭借影响力照顾地方官的仕途。要输送金钱，到底给多少呢？
送礼的数额有说法
官员之间，用金银互相打通关节，但不能直接说给金银多少两，显得俗气，也容易出事。所以他们收受贿赂都有专业名称，如钦差大员巡视地方的时候，地方官敬赠的银两，名称叫“程仪”；请上官关照办事，递上的红包叫“使费”；请朝廷各大部批准文件，呈送的红包叫“部费；要见上官，或者想让上官周围的人美言，给官员助手和跟班的红包，叫“门敬”或“跟敬”。这些红包跟敬费给多少是学问，一要看京官的能量多大，二要看地方官是瘦是肥。
如果是巡抚或者提督回京述职，因为打点的人多，谁都不能冷落了，一般花个三、四万两都不叫事，有的回一趟京城少说要撒出去十万两；至于某些镇守外藩的将军，回京花的钱更是不计其数，他们本来在驻地就冒领饷银，克扣钱粮，能够快速敛财，所以愿意多花钱买个平安。除了上面说的普遍情况，下面要着重说两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行贿方法。
两种代表性的方法
清朝的行贿其实算一个产业了，各部分参与者职责明晰。行贿人、朝中大员统一由琉璃厂文物商串联起来。有些地方官进京，有急事要办，按规矩他先得到琉璃厂的古董店去打听，这叫“问路”。说清楚要找哪个大员，办什么事，想送多少银子。古董店老板大概算一下，然后会建议来人应该送什么物件，比如送个文征明的扇面。办事人划划价，砍到合适价位，把银子交给老板。古董店老板直接到那位大员府上，拿出这笔银子买下大员收藏的文征明扇面，回来后把这扇面递给办事人。办事人提着扇面去求见大员，将扇面放在书房里，事就算办成了。虽然扇面这类古玩算是雅物，文人之间互相敬赠似乎无伤大雅，但要是御史想弹劾，还是有办法。所以，就产生了另一种行贿方法，堪称无懈可击。
想办事的地方官先买下一套宅子，然后吆喝出售。大员的亲戚“无意”中看到这套房子，并有意向买下，于是双方订立个合同，事前讲明：如果一方违约，将赔付对方若干银两。定完了合同，地方官反手就将房子卖给另一个人。然后大员亲戚将地方官告上官府，要求赔偿损失。最后，双发达成和解，地方官赔大员亲戚一大笔违约银子，这银子可比房子还值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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